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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新塘乡教育法实施的情况

来源:未知2021-08-01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法始于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在此之前,中央政权就多次以君王命令的形式向鄂西土家族地区推行教育法令。新塘乡地处鄂西地区,历史上教育法令的实施情况与鄂西地区相同.根据文献记载,武陵地区有学校教育的明确记载始于东汉。当时聚居在武陵郡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因其散落五溪,被史称为“五溪蛮”。东汉光武帝年间,宋均治理“五溪蛮夷”,见“其俗少学者,信巫鬼”,即“为立学校”,这为武陵地区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之发初。汉和帝水元年间,应奉任武陵郡太守,其效仿前贤,“兴学校,举例陋”,大力推行教育.
    唐宋时期,有关文献中开始出现土家族地区的经籍之士被授以官职的记录.同治《恩施县志》见录的施州地区宋代进士就有詹邀等十人。詹邀于宋哲宗元枯三年(1088年)中进士第一,为博学宏词科状元,这是迄今为止史载的土家族地区出现的第一位状元。“恩施自唐宋以来,历千余年,皆有学,人材炳蔚,已代有传人矣。”(同治《恩施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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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前新塘乡教育法实施的情况

    从元代起,直到清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在武陵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这一时期,也是中央王朝在该地区大兴儒学,加紧实行文化控制的时期。元朝规定,50户为一“社”,设“社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当时在建始、施州伶恩施)设立学校。
    明王朝为了对土司实行汉化政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诸土司皆立县学”的规定。教育对承袭和教化的作用,土司有较深认识,他们中不少人要求朝廷准许其建立学校.明永乐四年(1406年),湖广酉阳宣抚使冉邦兴“疏请按汉区州县例,建立学校”,永乐帝欣然准允其请求。永乐五年(1407年),“邦兴遣部长袭贡方物,并谢立儒学恩”。永乐六年(1408年),酉阳宣抚司学建立,土家人第一所自己创立的学校产生。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孝宗朱枯橙又下令:“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学者,不准承袭。”(《新元史食货志》)进一步刺激了土司头人兴教办学的热情.许多土司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建设学校.湖广卯洞土司发布《广修学舍告示》及《学校序》等两篇建校兴学的告示.《学校序》中称:“先王图治,痒序必居进田之后。卯洞虽属僻远,而人性皆善……所以余于司内及新江各处均建有学舍外,示谕各地就近多设,以便延师课读。”土司对子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田氏世家》)。
    改土归流后,鄂西土家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很快。清府设立府学、县学,民间私塾、一义学相继设立,成为鄂西土家族地区古代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元明两朝,土司地区兴办的学校一般都没有朝廷分配的学额,而周边的卫所和流官辖地如恩施、建始、巴东却较早有了官府承认的正式学宫.改土归流之后,施南府学宫由知府田三乐于乾隆元年(1736年)建于象牙山之阳。恩施县学宫在原施州卫学宫旧址。乾隆五年(1740年),在奏请清廷批准后,宣恩、咸丰、来凤、利川的县学差不多同时建立。宣恩县学宫以土司署改建。来凤县学宫由知县于执中倡建。
    增设学额,设立考拥。乾隆四年(1739年)议准另编新字号考试,设立考棚,开科举士,并规定学额,为土司子弟的教育创造了条件。清王朝在批准各地关于增加学额的奏请时,以“土三客一”的原则,要求多取土童,鼓励土童入学。
    清朝末年到恩施地区解放这段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法度混乱.官办的教育活动无法保证,教育基本处于无法状态,也谈不上教育法的实施了。
    建国前教育法在新塘乡的实施既是中央政府的“教化”统治的体现,也是土司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上采取“儒化”统治策略,是历史上土家族教育法实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央王朝通过“儒化”教育来强化统治,另一方面,土司又积极学习汉族文化。中央统治者在吸取前朝治理少数民族政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少数民族进行儒家思想的教化,使其“知君臣之礼”,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认为“溪崛蛮撩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叛,未不轻动。·“~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这种“教化”统治思想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儒化”统治的典型。于是,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大量建学,传播儒学。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天下州府县皆立儒学。“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卫所儒学,后来,宣慰、安抚等土司俱设立儒学。”(《明太祖实录》)明太祖下令“选其子弟孙娣之俊秀者,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在政府倡导下,土家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也发展起来,学校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
    其次,土司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了中央政权的教育法在土家族地区的实施。土司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土家族地区古代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儒学教育的发展.土司制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实现统治主要靠家法、族规、各种习惯法等.土司越来越感到靠这些手段来调节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内各种矛盾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土司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多。土司内部增多,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新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在汉文化的接触中,土司们认识到,汉族的儒家礼义规范对调节家族、团体及其它社会组织矛盾,有明显的效果。如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容美土司田世爵通过观察分析家族内部矛盾后,认为“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之不明”,“必以诗书严课诸男”(道光《鹤峰州志·田氏族谱》)。卯洞土司向同廷也认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希望学习汉民族的礼义规范,通过兴办学校、广修校舍来“厚风俗”,让族人的“孝佛礼让之心,油然而生”(同治《来凤县志》).他们乐于推广汉文化,并借助中央政权的法令对汉文化推广,从而促进了中央政权的教育法在土家族地区实施。